年輕人輪候公屋的問題，引發社會討論。這裏面其實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，一是年輕人是否應該輪候公屋，二是年輕人為輪候公屋而「躺平」，不想賺取超過公屋收入上限的工資。
有關第一個問題，公屋本身是一項福利政策，為協助無能力自己解決住屋需要的市民而設，因而有較嚴格的收入和資產限制，但公屋的申請並沒有年齡的限制。從理論上講，年輕人申請公屋並無不可，只不過年輕人有較大的發展空間，剛滿18歲，仍處在就學階段的年輕人，是否可以定義為無能力自行解決居住問題，存有爭議。尤其是正在讀大學的高學歷年輕人，他們未走上社會之前，依靠父母，與父母同住或入住大學宿舍，應是更合理的做法。等他們走出校園就業之後，則可以按個人能力和需求，解決居住問題。
有關第二個問題，年青人選擇「躺平」，是消極的取態，當然不值得鼓勵，為了輪候公屋而「躺平」，更是社會病態問題，值得關注。年輕人是香港的未來，香港社會、經濟能否持續保持活力，不斷提升競爭力，很大程度取決於香港年輕人的取態，如果年輕人都積極向上，努力拚搏，香港就會充滿希望，反之，如果年輕人都想「躺平」，未來就令人擔憂。
值得關注的問題不只是年輕人想早點申請公屋，想「躺平」，更須深挖是到底是甚麼原因，導致這樣的結果。如果不能查找出原因，只一味批評年輕人，不會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。
在社會討論中，有些人把注意的焦點引向公屋比例偏高、租金偏低的問題。筆者認為，這是錯誤的方向。公屋是福利政策的組成部分，是為解決無力自行解決居住問題的基層市民而設。一個健康發展的社會，公屋的比例應該處在較低的水平。根據香港的統計數據，居住在公屋的人口約為30％，居住在資助出售單位的人口約15.7%，這個比例當然是非常高，遠超過正常的水平。因此，有一部分人認為，應該公屋的比例大幅壓縮，促進公屋流轉，增加資助出售單位。
不過，是甚麼原因導致香港公屋佔比偏高呢？答案是香港的樓價過高，連續14年高居全球最難負擔樓價的城市，平均要不吃不喝16.7年才能買得起住房，令絕大部分市民，都無能力只靠工薪解決居住的需求，這才導致公屋的需求一直保持在高水平，輪候公屋的時間不斷延長，而大部分提早於就學階段就申請公屋的年青人，也並非一心想要「躺平」，而是希望為自己的人生路，先準備好一個安全的退路。
再深挖一層，是甚麼導致香港的樓價升到一般人都無法夠得着的天花板？原因當然有很多，也很複雜，很難用一兩個因素簡單地分析，但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，就是政府一直堅持的高地價政策。政府的財政收入中，有很大比例的一部分，來自賣地的收入，實際上，香港雖然一直標榜着簡單低稅制，但卻透過高地價政策收稅，而這些成本最終仍然會落在每一位需要解決居住問題的市民的身上。
既然政府的財政收入很大一部分來自土地，而導致大部分市民無力靠自己解決居住問題的原因，也來自於此，政府將一部分財政用於興建公屋，保持較高比例的公屋數量，收取遠低於市價的租金，就有一定的合理性，所謂「取之於民，用之於民」，在高地價、高樓價的環境下，保障公屋供應是政府的應有責任。
在這種政策環境之下，最受苦的反而是基層與中產之間的夾心階層，而絕大多數剛出社會工作的年輕人，都處在這一階層之中，高學歷的年輕人，工資收入超過公屋申請的限額，又沒有能力靠自己的努力奮鬥購買或租住私人樓宇，這才是年輕人趁未找工作，提早申請公屋，為自己爭取一個機會的最主要原因。反過來看，年輕人這麼做，其實也是對社會現狀不滿的一種表達，政府和社會應該關注如何為年輕人創造更好的環境，解決年輕人的困難，而不是指責年輕人過早申請公屋。
另一方面，也有些人認為，減少公屋比例的同時，應增加資助出售房屋的數量和比例，但實際上，在高樓價的環境下，資助出售房屋的售價同樣高企，動輒數百萬元，對初入社會的年輕人以及許多夾心階層來說，同樣是難以跨越的一道高牆，一不小心購入一個單位，就陷入債台高築的困境，須終身還債，又哪裏有追夢，成就理想的空間？
因此，解決年輕人居住難的問題，根源仍然是要解決樓價過高的問題，樓價不降至讓大多數人可以負擔的水平，政府就應該保障有足夠的公屋供應。既要保樓市，又想減少公屋供應，還要指責年輕人「躺平」，只會引發更大的社會矛盾，不利社會長期繁榮穩定。
文：文武
資深傳媒人，曾任企業傳訊高層及在多間報館擔任要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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